在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许多机构和单位也都在组织一些纪念活动,许多人都在写一些回顾文章,毫无疑问,这些都是有积极意义的。2019年是新中国诞生七十周年,新中国的建筑业也伴随着共和国的成长历经了七十个春秋。我想,建筑行业既是一个古老而稳定的传统行业,又是一个充满变化和希望的朝阳行业,要想弄清它的发展规律和趋势,需要放到一个相对长一点的时段去分析考量。于是,我选了“新中国建筑业的七十年”这样一个题目写一段文字。
建筑业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基础性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建筑业的走向与新中国的命运息息相关,改革开放四十年是这样,新中国诞生七十年来也是这样。可以说,新中国建筑业的发展节律与新中国的发展节律是一致的,新中国建筑业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是新中国伟大崛起的辉煌画卷中一个浓墨重彩的动人篇章。
从新中国诞生到现在,建筑业历经了一系列变革,不断调整发展方式,推陈出新、与时俱进,实现了飞跃发展。回顾和梳理一下新中国建筑业的发展历程,我认为大致可分为六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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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计划经济体制阶段(1949-1960)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中华民族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建国之初,新中国一穷二白,又面临着西方势力的围追堵截,我们采取了“一边倒”的国家政策,通过学习苏联“老大哥”经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完成了新中国国民经济的总体布局。此一时期国民经济大发展,大规模建设在全国展开,建筑业在完成总体布局的基础上快速扩张,建筑产业的基本家底和管理体制也在这一时期基本形成,这为今后新中国建筑业的长期发展奠定了基础。 1952年2月,毛泽东主席签署命令,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一部分部队转为工程部队,投身于国家建设。同年4月,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签署《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务院集体转业部队的决定》,将原属西北、西南、华东、中南4个军区和二十三兵团的8个师转业为建筑工程师,确定番号为第一至第八工程师。8万军工集体转入建筑业,为建筑业的发展增加了一支生力军,并成为组建建筑工程部直属工程局的基础。 1953年6月,毛泽东主席批发《中共中央关于力争三年建设长春汽车厂的指示》,同年7月,第一汽车制造厂破土动工。经过三年的土建施工、设备安装和生产准备,1956年7月,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如期建成投产,并成为该时期典型建筑。 当时,苏联援助中国156项工程,随后在1956年,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率团访华时又决定再援助中国兴建55个新的工业企业作为对156项工程的补充,包括军事、冶金、化工、机械、能源等多个项目领域。在苏联的援助之下,中国工业制造能力显著增强,中国建筑业逐渐成长。 这一时期的重大影响事件主要有:新中国诞生、抗美援朝、学习“老大哥”、国民经济基础布局、北京“十大建筑”等。 2
准军事化管理体制阶段(1960-1978)
1960年7月16日,苏联单方面终止合同。苏联援建中国的304个项目,到1960年底建成103个,201个正在建设中,全部撤走在华专家,而且带走全部设计图纸和有关资料,使一些重大设计项目和科研项目被迫中断,正在建设的200多项工程有一大批被迫停工“下马”。
随着苏联“老大哥”变脸,中苏关系交恶,中国建筑行业开始走上独立自主、准军事化管理的发展阶段。国家一方面要搞经济建设,另一方面还要准备打仗,党中央决定组建基建工程兵、扩充铁道兵。“深挖洞、广积粮”、“大三线建设”等成为了中国建筑业的主战场。
1961年,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由1960年的388.7亿元锐减到127.4亿元,1962年又减到71.3亿元。由于投资额大幅度压缩,全国建筑行业进行大规模精简,全民所有制职工人数由557.2万人减到193.3万人,其中,建筑工程部系统由146万人减为56.8万人,减少了89.2万人,将近三分之二。一些省市撤销了建筑工程局,并动员大批职工回乡务农。这一时期,我国建筑行业经历了一段压缩、精简的低迷期,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巨大的困难和损失。
1962年初,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召开,建筑业开始广泛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并重新制定措施、组织力量,开始停止集体企业盲目升级为国营企业的做法,恢复集体所有制形式,使生产关系进一步适应生产力。与此同时,将1958年下放企业收回8万多人,重新组建了8个工程局。在远离沿海地区的四川、贵州、云南、西藏、新疆、、山西、内蒙古、黑龙江等18个省、自治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1966年,组建基本建设工程兵,扩充原有的铁道兵,使从事建筑业的现役军人达百万以上,加上建设兵团等准军事化建设力量,中国建筑行业准军事化管理为主体的体制基本形成。
1965年12月东风号万吨巨轮建成、1969年12月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等是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建设的重要成就。1973年,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批准引进一批进口项目,如辽阳化纤厂工程等,提出了加强港口建设,对发展国民经济起了重大作用。
这一时期的重大影响事件主要有:苏联专家全部撤走、原子弹爆炸、组建基建工程兵、扩充铁道兵、“大三线”建设、新中国进入联合国、尼克松访华、粉碎“四人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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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承包经营管理阶段(1978-1987)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拉开了我国施工企业管理体制改革的序幕。这一时期,中国建筑业在国家发展规划中被列为支柱性产业,建筑业改革大纲发布实施,企业承包经营制全面推行开。体制机制的改革,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建筑业发展迅猛。
1979年8月,国务院批准了《关于基本建设投资试行贷款办法的报告》,在基本建设领域开始试行“拨改贷”,改变了以往政府财政无偿拨款的计划经济模式。1980年4月,国家正式提出赋予国营施工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实行利润留成制度,给施工企业留有合理利润,经营责任制开始在国营施工企业中陆续推行。1983年,建筑企业开始实行“利改税”。同年2月,建设部发布《建筑业改革大纲》,提出十个方面的改革举措,推行企业承包经营制。同年3月,国家计委等部门联合发发了《基本建设项目包干经济责任制试行办法》,按建设规模、投资总额、建设工期、工程质量、材料消耗包干,实行“责、权、利”相结合的经营管理责任制。1984年9月,国务院颁发了《关于改革建筑业和基本建设管理体制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提出了16项重要改革举措,包括全面推进基本建设项目投资包干责任制、大力推行工程招标承包制、全面推行技术经济承包责任制等。随后,国家计委等单位又相继颁发了一系列的规定和办法,标志着我国建筑业改革的全面启动和基本建设管理体制的重大转变。
从1978至1983年,我国建成投产的大、中型项目达595个,如上海宝山钢铁总厂、葛州坝水电站、京秦铁路复线电气工程等一大批大型的具有现代化技术的建设项目。陡河电厂、秦岭电厂、北京石化总厂、上海石化总厂等骨干项目,也都在这个期间建成投产。同时期,在电力建设、油田建设、铁路的复线电气化建设以及港口建设等方面均有重大进展。1984年,中国建筑以“三天一层楼”的速度建设当时中国第一高楼—深圳国贸大厦,由此产生了传颂至今的里程碑式口号——“深圳速度”。
这一时期的重大影响事件主要有:十一届三中全会、八二宪法、建筑业改革大纲、厂长经理负责制、百元产值含量包干、利改税、青藏铁路、“深圳速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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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法施工阶段(1987-1997)
1987年8月6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长篇通讯---“鲁布革冲击”。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副总理李鹏分别作出批示,要求全国推广“鲁布革”工程管理经验,开启了我国建筑业生产方式和建设工程管理体制的深层次改革。
鲁布革水电工程建设中引进世界银行贷款,面向国际公开招标,全面引入竞争机制。日本大成公司以最低价中标后,实行项目法施工,达到了缩短工期、降低造价、质量优良的目标。这对我国原有的建设模式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形成了在工程建设领域具有划时代影响的“鲁布革经验”。1987年7月月国家计委等五部委批准18家企业作为第一批鲁布革经验推广试点单位先行先试,以“工程招投标”为突破口,以“管理层与劳务层分离”为标志,推行“项目法施工”。“鲁布革经验”开启了我国工程建设领域改革的新篇章,后来的招投标制度、工程监理制度、总承包管理等皆受此影响。
1995—1996年,国家建设主管部门按照国际惯例就推行项目管理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先后两次发布推行项目管理的指导意见,提出了推行工程项目管理实现“四个一”的管理目标,推动了“项目法施工”的实施进程。
1987年,“中国建筑工程鲁班奖(国家优质工程奖)”设立。“鲁班奖”的设立推动了企业质量管理能力的提升,增强了获奖企业的社会信誉、知名度和积极性,促进了全行业工程质量水平的提高。
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谈话冲破了关于市场和计划争论的框框,当年10月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要求完善市场环境,转换建筑企业经营机制,使建筑业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竞争主体。
这一时期的重大影响事件主要有:鲁布革冲击、项目法施工、两层分离、招投标制、施工监理制、企业资质管理、鲁班奖设立、“小平南巡”、“分税制”、宏观经济调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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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管项目”阶段(1998-2013)
1998年3月朱镕基就任国务院总理后开始推进的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大大加快了国有企业的市场化进程。建筑业作为中国改革开放较早的行业,在新一轮改革中又一次被推到改革前沿,建筑企业的改革大戏再次精彩上演。
1998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正式开始实施,随后《招投标法》、《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规范》、《建设工程监理规范》等一批法律法规和规范陆续发布,建筑市场管理向法制化、规范化发展。在此背景下,中国建筑率先提出“法人管项目”理念,进一步丰富了企业项目管理的内涵。
这一时期,中国建筑、中铁工、中铁建、中交集团等建筑央企陆续上市,企业发展步入快车道。一批江浙民企通过股份制、混合所有制改革和内部管理体制机制的改革,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迅速崛起,如中南建设、南通三建、南通四建、龙信建设、金螳螂装饰、浙江中天、浙江广厦、亚夏股份等一批优秀民企发展迅猛。
2001年,时任中国建筑总经理的孙文杰首次提出“法人管项目”的理念,而后创新了“法人管项目”的管理模式。这种模式主要体现为“三集中”,即“资金集中管理、大宗材料集中采购、劳务集中招标”,通过“三集中”管理,实现企业体系管理的精细化和法人管理的集权化与集约化。中国建筑提出的区域化经营、专业化发展、精细化管理、国际化协同的管理理念逐渐被行业内认可,成为许多优秀建筑企业运营管理基本做法。2003年中建五局率先提出的“三次经营”理念,而后又总结提炼出“工程项目成本管理方圆图”理论模型,丰富了“项目法施工”和“法人管项目”模式的科学内涵。
2001-2010年,建筑业总产值以20%左右的增长率稳定上升。2009年,“4万亿”救市计划实施,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确保建筑业平稳发展的同时,出现了一些弊端。2010年开始,建筑业产值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均显现出下行趋势。建筑业产值规模虽然保持了快速发展,但可持续发展能力仍显不足,发展模式粗放,发展质量不高,标准化、信息化、精细化水平较低,管理手段落后,建造资源耗费量大,技术进步较慢,市场主体行为不规范,诚实守信的行业自律机制缺位。
这一时期的重大影响事件主要有:建筑法正式实施、招投标法发布、项目管理规范、法人管项目、住房制度改革、三峡工程、“4万亿”、高铁建设、金融危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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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高质量发展转型阶段(2014年以来)
建筑业的发展虽然一路历经风雨,但始终在持续前行。随着PPP模式的推广、“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美贸易战等一系列新时点的来临,建筑业发展也进入了新的阶段。 2014年财政部发布了《关于推广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有关问题的通知》、《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操作指南(试行)》,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关于开展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指导意见》、《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通用合同指南(2014版)》,大大促进了PPP模式在全国各地的快速推进,PPP模式给建筑市场带来了深刻变化。 2015年3月,国家发改委等部部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2017年境外业务完成营业额11382.9亿元,同比增长7.5%,新签合同额17911.2亿元,同比增长10.7%,“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业务已占境外业务总量的近一半。2018年全国有69家企业入围国际承包商250强,上榜企业数量蝉联各国榜首。 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领导小组会议上提出供给侧改革战略,这一战略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区域结构、投入结构、排放结构、动力结构以及分配结构,提高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与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而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是建筑业的一次前所未有的机遇,也是一次挑战。 2018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他提出了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 从规模增长速度来看,近年来建筑业经历了从高速到缓慢再到平稳的发展过程,建筑业数量型、速度型发展态势有所弱化。从发展质量上来看,建筑业在装配化、绿色化、信息化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向高标准、高品质、高效益发展又前进了一步。但建筑企业应当因势而变,坚持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强自己,相信未来可期。 近几年重大影响事件主要有:PPP模式推广、供给侧改革、一带一路、营改增、信息化、高质量发展、宪法修正案、中美贸易战等。 回望过去,思考未来。2019年,我们又站在了历史的转折点,世界面临着百年不遇之大变局,国际国内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形势错综复杂,瞬息万变,挑战无数,困难重重,我们应当如何应对,无时无刻不在考验着我们的能力和智慧。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新的起点,认真回顾新中国70年的发展历程,总结思考新中国建筑业70年的经验教训,从中吸取智慧和能量,更好地迎接挑战,谋求发展是十分必要的。新中国就是在苦难中诞生,在磨难中成长的,新中国建筑业也是在困难中壮大,在竞争中发展的。 此时此刻,我们虽然遇到诸多艰难险阻,但与建国初期的“一穷二白”相比,与当年美苏的围追堵截、新中国孤立无援相比,目前的困难应该不算什么!新中国建筑业在经历了国家计划经济体制阶段、准军事化管理体制阶段、企业承包经营管理阶段、项目法施工阶段等这五个发展阶段的磨练后,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及教训,这些都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当前中国建筑业正处在由高速度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升级阶段,只要我们坚定信心,审时度势,沉着应对,做好自己,做强自己,就一定能够攻坚克难,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既定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