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狩猎者”到“耕耘者”，国央企产业投资正经历一场深刻的范式革命。

在探讨国央企产业投资的方向时，一个常见的认知误区是：产业投资究竟是为了推动业务增长，还是为了实现战略转型？事实上，这两者并非二元对立。在当今复杂的经济环境下，产业投资既是国央企应对外部挑战、实现业务增长的现实需要，也是顺应时代趋势、推动自身转型的战略选择，二者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共同塑造着国央企的未来发展路径。

一、战新产业排名：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

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引领国家未来发展的重要力量，已成为衡量企业创新能力和竞争力的关键指标。在这些产业中，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展现出了强大的主导力量。

中国企业家协会发布的2025年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军企业100强排行榜信息显示，国有企业在上榜企业数量和战新业务收入总额占比上都呈现出显著优势。这印证了国有企业在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的主力军作用。

国务院国资委数据显示，“十四五”以来，中央企业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累计投资已达8.6万亿元。2024年，中央企业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投资占其总投资的比重首次突破40%，营业收入占比接近30%，突破11万亿元（数据来源：证券时报）。这些投资涵盖了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生物技术、新能源汽车、人形机器人、超导量子计算等前沿领域。

中央企业在这些领域的布局不仅体现了对国家战略的响应，更展现了在推动产业升级方面的坚定决心。尤其是在打造重大工程、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方面，中央企业在航天、能源、通信等领域打造了一批重大工程、国之重器，在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领域突破了一批“卡脖子”“原创性”技术。

二、从“三个集中”看国有资本布局演变

国有经济布局的优化调整始终服务于国家经济发展的总体需要。回顾国有资本布局的发展脉络和内在逻辑，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与国家经济转型同频共振的演进路径。这一演变历程呈现出明显的三个阶段：从最初向基础性产业集中，到向关键行业和重要领域集中，再到当前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这一演变轨迹完美契合了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的内在需求。

国家政策层面，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作为重要任务，强调要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一要求为国有资本布局指明了新方向。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对于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一方面，这些产业代表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方向，是培育新经济增长点的关键领域；另一方面，通过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可以推动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提升。

国有资本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体现了服务国家经济转型的使命担当。在国家转型的大背景下，产业投资成为国有企业履行这一使命的重要工具。根据国务院国资委的部署，中央企业正在产业焕新上再加力，央企产业焕新行动、未来产业启航行动重点任务得到清单化落实，建立了稳定的投入增长机制。

三、产业投资的根本：从“狩猎者”到“耕耘者”的战略升维

当前国央企产业投资的深层逻辑，正经历一场从“狩猎者”到“耕耘者”的范式革命。

项目投资（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其核心逻辑更像是“狩猎者”，追求的是单个项目的财务成功，是点状的、机会驱动的战术行为。目标是发现并捕获一个个孤立的、财务上可行的“猎物”（项目）。成功标准主要是投资回报率（ROI）、净现值（NPV）等财务指标。项目投资关注的是点状的收益，缺乏对产业整体格局的长远谋划。

产业投资（塑造竞争能力）：其核心逻辑是“耕耘者”，不再仅仅满足于收获果实，而是旨在培育一片能够持续产出的森林生态。产业投资的动机是战略性的，是为了补链、强链、延链，是为了掌握关键核心技术，是为了构建难以被模仿的生态系统护城河。成功标准是是否形成了可持续的竞争优势，如技术壁垒、市场主导权、供应链韧性等。

过去，零散的“项目投资”如同“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而今天，系统性的“产业投资”的核心使命在于“塑造竞争能力”。这种转变绝非表面文章，而是源于深刻的现实需求与战略考量。随着全球科技竞争日趋激烈，中央企业面临着产业同质化竞争、资源分散等问题的制约。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浪潮正以空前的广度和深度重塑国际竞争规则。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的项目投资模式已无法满足持续创新和构建长期竞争力的需要。

1.战略动机：从财务回报到能力构建

在战略动机层面，产业投资呈现出从追求短期财务回报向构建长期产业能力的根本性转变。这一转变的核心特征在于，投资决策的考量维度已从单一的财务指标扩展到多维度的战略价值评估。产业投资的本质是以产业发展为导向的资本配置，其核心逻辑是通过系统性资本投入实现产业价值链的整体优化与升级。

具体而言，当前国央企产业投资更加注重三个维度的能力建设：核心技术自主可控能力、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保障能力以及产业生态主导能力。在投资方向上，重点布局那些具有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包括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与核聚变能、脑机接口等前沿技术领域。

2.操作手法：从机会捕捉到系统布局

在操作实施层面，产业投资呈现出从被动机会捕捉向主动系统布局的转变特征。这种系统性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产业链层面的协同整合、资本市场的有效利用以及创新资源的优化配置。

在产业链融通方面，自2023年9月份起，国务院国资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共同组织实施启动中央企业产业链融通发展共链行动，在重点领域组织超40场对接活动，主动发布供需清单近万项。这种系统布局方式，显著提升了产业链的整体效率和韧性。

在资本市场运作方面，国务院国资委明确提出，国资央企要增强战略性新兴产业整合能力，“要多用、善用资本市场”。各央企集团培育的战略性新兴业务中，属于非主业、但具备成长潜力的，可探索注入其他主业央企集团所属上市平台，实现央企间互利共赢。这种做法既解决了非主业企业培育战略性新兴业务的动力问题，也为主业企业快速切入新领域提供了通道。

3.组织形态：从独立部门到战略核心

在组织形态层面，产业投资从独立的投资部门升级为贯穿业务的战略核心。这一转变主要体现在组织功能的深化与扩展上：从单纯的投资决策延伸至创新生态构建、产业洞察研判和投后价值创造等多个维度。

产业投资的成功，极度依赖深刻的产业洞察和复杂的投后整合能力，要求投资团队与业务研发团队深度融合，共同在“创新联合体”中扮演核心角色。“十四五”以来，中央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约6.5%，已连续3年超1万亿元，其中近1000亿元投向基础研究。国资央企布局97个原创技术策源地，组建23个创新联合体，牵头组建479家产业科技创新战略联盟（数据来源：《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报告（2025）》）。这种深度融合的创新体系，为产业投资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4.评价机制：从短期收益到长期价值

在评价体系层面，产业投资正在建立从注重短期收益向关注长期价值的系统性转变。这一转变的核心在于构建与产业投资特点相匹配的差异化考核和容错机制。

针对科技创新活动周期长、不确定性高的特点，国资系统正在建立更加包容的容错机制和差异化的考核制度。广州开发区科技创新创业投资母基金直接股权投资实施细则提出，种子直投、天使直投单项目最高允许出现100%亏损。深圳南山区也设立总规模为5亿元的战略直投专项种子基金和天使基金，基金内单个项目最高允许100%亏损（数据来源：中国证券报）。这种容错机制为真正的“耐心资本”创造了条件，使国资基金敢于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

四、产业投资：为了转型，更是为了增长

国央企的产业投资，实质上是将资本作为一种战略性工具，从过去零散的财务活动，升维为企业核心战略的落地执行。它完美地回答了“增长还是转型”的二元问题：通过系统性的产业投资来实现转型，正是为了赢得更高质量、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增长。

产业投资既是推动转型的舵轮，也是驱动增长的引擎。这种从“游击战”到“阵地战”和“生态战”的转变，体现了国央企产业投资理念的深刻变革。它不再是短期逐利的财务行为，而是长期布局的战略举措；不再是零散的点状投资，而是系统的生态构建；不仅是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更是服务国家战略的担当。今天的产业投资，既是为了明天的转型，更是为了未来的增长。 在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中，国央企通过产业投资，正在书写增长与转型统一的新篇章。

本文作者李晓，来自上海攀成德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